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综合信息 媒体关注 

戏院旁边隐藏着中央机关

信息来源:《新民晚报》    发布时间:2017/12/19    【字号:

专家点评

低潮时的秘密机关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长时期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现位于云南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就是当时党的一处指导中心,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10月,中央常委和中央机关陆续迁回上海。为确保党组织的秘密安全,中央确定党的各级机关要群众化、社会化,以商店、住家等形式出现,驻守机关和来往机关人员的举止言行都要与之相称。以此为原则,重新建立的众多中央秘密机关大都分散在租界内居民住处。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就设在普通住房内,熊瑾玎、朱端绶夫妇驻守该秘密机关。他们谨慎细心、严密周到,周恩来高度评价他们“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最大,最可信赖”。

该处秘密机关一直没有遭到破坏,直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与同时期党的其他机关相比,该中央机关存在时间长、层次高、作用大,具有重要的地位。

陈彩琴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

本报记者 杨洁

从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大门口走两步,拐一个弯,往云南中路看去:这段单行道小马路一眼就能望到头,杂货店、理发店、文印店、小吃店沿街排开,为繁华闹市区增添了不少烟火气。道路的右手边有一排坐西朝东的楼房,紧紧挨着天蟾逸夫舞台,乍一看像与剧院连成了一体。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融入市井、毫不起眼的街边小楼里,竟悄然隐藏着中共中央早期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1928年春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处就设在这里。不过当时,这间屋子对外有另一个名字,叫做“福兴”商号。

定址 险中求安

戏院医院形成天然掩护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并从武汉迁回上海租界。中央机关就这样隐蔽在上海的弄堂里、亭子间。

1928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从武汉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抵沪不久,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寻找一处合适的房屋,用以筹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

熊瑾玎便扮成商人,几经寻找,终于在四马路跑马厅(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处,天蟾舞台后面,相中了一间屋子。

这是一栋坐西朝东的两层沿街楼房,位于当时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全部楼面三大间。底楼开着一家“生黎医院”。房子的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二楼有三个房间恰好用于出租。

当年的天蟾舞台是一座戏院,每天观众往来络绎不绝。经过反复考察后,熊瑾玎发现,来此看戏的观众与求医的患者,恰好形成了天然掩护。房间东面临街有窗,可以看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一带,便于瞭望。此外,屋子进出方便,不仅可以从生黎医院上楼,背后(今汕头路上)还有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弄堂,尽头处的楼梯也可直接通至楼上。

熊瑾玎判断,这是一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于是,他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上海做纱布生意的商人,顺利租下了二楼的这3个房间——政治局机关处的地址就这么定了下来。

后来,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隐秘 历时三载

福兴商号原是中央机关

很快,生黎医院二楼的“福兴”商号(“福兴布庄”“福兴字庄”二说皆有)正式开张了,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

熊瑾玎平时以商人身份,主持开设了三家酒店,还同毛泽民经营了“集成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同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并加入一间大型布店为股东。这些经营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商号内不仅有“熊老板”,还有一位“老板娘”。原来,党组织鉴于此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特意调来了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朱端绶表面上是“老板娘”,实际在机关内负责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及日常事务工作。

一开始,熊朱二人只是扮作“假夫妻”。后来,志同道合的他们在朝夕相处中情谊日增,经由周恩来撮合促成,最终结成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从此并肩携手了45年。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福兴”商号成为党中央政治局机关重要办公地。据资料显示,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小平等经常到这里开会。一些党内事务,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自1928年起,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这个党中央重要的秘密机关历时三载,始终安然无恙。这也是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党的核心机关。

直到1931年4月26日晨,顾顺章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后,迅速向中央特科报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熊瑾玎、朱端绶将中央文件、账簿等转移到别处隐藏,这处机关才被放弃。

寻迹 几经辗转

革命旧址需要好好保护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物复查保护工作开始,许多沪上秘密革命旧址浮出水面,珍贵的红色资源急需梳理保护。当时,上海博物馆与文物保管委员会合署办公,上博党总支副书记夏顺奎负责地面的文物保护工作,曾陪同黄玠然、张纪恩、郑超麟等历史亲历者寻访部分革命遗址。云南中路上的这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就是他们几经周折后寻访指认的。

日前,今年84岁的夏顺奎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原来,他们不仅辗转找到周生赉,还特地前往北京拜访了朱端绶,当时朱老已72岁了。夏顺奎回忆道:“她给我们展示了珍藏30余年的旧址照片底片。那是1946年熊瑾玎夫妇再次来到上海时,周公馆的祝华帮他们拍摄的。”夏顺奎等人回到上海后,依据这些珍贵的照片仔细核实,如今云南中路171-173号这个地址,终于被确认下来。

1980年8月26日,该旧址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时任中央组织部顾问的李维汉在给邓小平的文件中写道:“上海二马路大戏院后楼上的中央机关地址,即熊瑾玎夫妇住过的地方。我同意上海革博馆把它改成中央办公地址,但不要扩建。中央在上海10多年留此一间楼房作纪念,是有意义的。”邓小平批示:“同意。”

回首往昔,夏顺奎说:“由于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国内现存与六大直接有关的中共中央机关就这一处了,这处革命旧址需要好好保护。”

记者实地考察发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处民房,前几年粉刷修整过。走到汕头路上,当年的小弄堂犹在。屋子的前后门均有保护单位挂牌,旁边还有一处“阅读建筑”二维码,行人游客可扫码了解这段历史。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